卢旺达共和国总统兼非洲联盟主席保罗•卡加梅阁下，
瑞士联邦主席阿兰•贝尔塞特阁下，
各代表团团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朋友们：
今天是我作为总干事在卫生大会上首次讲话。我要借此机会追思和悼念Carlo Urbani博士。
不幸的是，Carlo并不是世卫组织唯一因公殉职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另一位同事Mahmoud Fikri博士去年也不幸辞世。我和他相识不久，他就于去年10月在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举行世卫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全球会议期间突然去世，我对此深感震惊。
我要沉痛哀悼Fikri博士，并深切感谢Jaouad Mahjour博士在过去几个月代理东地中海区域主任期间的辛勤工作。我还要衷心祝贺Ahmed Al Mandhari博士被提名为东地中海区域下一任主任。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道起立，为我们的好兄弟Fikri博士默哀片刻。
谢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
一年前，我在这个讲台上获得了我生命中最大的荣耀。时至今日，我仍感自豪，衷心感谢世界各国委托我负责引领世卫组织这一伟大机构。你们当然对世卫组织抱有厚望，我也对世卫组织充满了期望。
正如卡加梅总统阁下刚才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健康。世卫组织负责维护70亿人的健康，责任极为重大，工作必须达到很高标准。
过去一年里，我在世界各地见到许多人，使我们时刻感到肩负着努力维护全世界人民健康的重大责任。
我想到在尼日利亚博尔诺州迈杜古里市流离失所者收容所我看到的婴儿。她全家经受了各种磨难，但她的眼神洋溢着幸福，仍那么天真可爱。
我想到在也门偶遇的一位母亲。她带着瘦弱不堪的孩子走了好多小时赶到卫生点，神色绝望，乞求医务人员救治她的小孩。
我想到此时正为遏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而日夜辛勤奋斗的世卫组织职员以及有关医务人员。
一周前，我与非洲区域主任Moeti博士以及世卫组织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事务副总干事Salama博士在比科罗地区走访了一家收治埃博拉病毒病患者的医院。我对世卫组织工作人员以及该院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深感敬佩。
我们到访时，医务人员生怕我们染上埃博拉病毒。我们说，“别为我们担心。你们每天都在冒险工作，应该注意自己的安危。”
大家知道，《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上周五开会，得出结论认为情况仍非常严重，但建议我不要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已在一个城市中发现埃博拉病毒病病例。但与2014年相比，我们应对这一疫情的能力已显著加强。
现已开始为人们接种疫苗，我对此感到很高兴。但遗憾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因主持疫苗接种工作，今天不能出席会议。我希望他明天能参与我们的盛会。
我对本组织各级（总部、区域办事处和国家办事处）应对这次疫情的工作感到自豪。
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谢无国界医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许多其它机构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
比科罗地区的疫情再次表明，卫生安全和全民健康覆盖是密不可分的。预防今后疫情的最佳办法就是加强各地卫生系统。
这也使我意识到我们的日常工作有多重要。它提醒我，我们必须以紧迫感开展一切工作，我们一旦延误，就可能会造成生命损失。
我们为此设立了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委员会，以防数以百万计的人过早死亡或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
我们为此制定了一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和健康计划，努力维护无力独自抵御全球变化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健康
我们为此正与遏制结核病伙伴关系、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以及民间社团合作，力争到2022年为全球4000万结核病患者提供高质量的治疗服务。
我们为此正制定一项宏伟计划，推动在疟疾防治领域取得进展。疟疾完全可以治愈，但每年却仍有50万人死于此病。
我们为此发出行动呼吁，要求消除宫颈癌。我们已具备消除这一疾病所需的一切要素。我对上周发出这一行动呼吁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于上周推出了一项新举措，要求到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链中消除反式脂肪。
我们加速制定了《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确定其总目标是增进健康，维护世界安全，为弱势人群服务。
这是我们一致商定的共同目标。事实上，这三项目标一向是本组织的基本目标。
我每天上班路过办公楼前的雕像时就会想到我们的基本使命。
雕像描绘的是一个孩子在接种天花疫苗。消灭这一古老疾病是世卫组织历史上、也是医学史上的一项丰功伟绩。
世卫组织大有可为。当然，这需要合作伙伴与我们并肩工作。世卫组织是个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组织，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改变历史。
我上周在比科罗就目睹了这样的壮举。
我在也门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在也门，世卫组织和各合作伙伴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建立了1000多个治疗点，并为成千上万 的人接种了霍乱疫苗。
我在马达加斯加也看到了辉煌成果。我们向该国运去120万剂抗生素并提供了大量应急资金，结果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控制住了霍乱疫情。
去年，从孟加拉国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从巴西到尼日利亚，世卫组织总共处理了47个国家和地区的50起突发事件。
几周前，我们建立了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朝着增强世界安全的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推出的一项举措，用于监测全系统防范突发事件情况。
很荣幸的是，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Elhadj As Sy先生将应邀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众所周知，布伦特兰博士是世卫组织前总干事和挪威前首相。
我们的规范工作发挥的影响虽不那么令人瞩目，但也同样重要。
预认证制度使成千上万人获得了安全有效的药物和疫苗。《国际疾病分类》协助查明人们生病和死亡原因，以便卫生系统能够采取相应措施。我们制定的指南和标准有助于确保全球各地人民获得基于最佳证据提供的安全有效的卫生服务。
所以我们的新《工作总规划》或战略计划的目的不是为了重复工作，而是要产生比目前更大的影响。
新的总规划雄心勃勃，我们必须如此，因为实在事关重大，不容我们谦虚。
70年前我们成立时就提出了宏伟的愿景。我们的《组织法》是一份有远大抱负的文件。
本组织创始人的宏愿是对健康做出巨大改善。他们设想了一个人人都能达到可获得的最高健康水平的世界，并将健康作为一项基本人权。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事业，不允许一些国家之间存在33岁的预期寿命差距。
我们不允许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因呼吸不适合于人类的空气而患病；不允许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因自费支付医疗费用而不得不在疾病和贫困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我们的新《工作总规划》的全部内容。其目标是使世卫组织注重在各国产生影响并为受益于我们服务的人群的生活带来显著变化。
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将战略计划中雄心勃勃的“三个十亿”目标转化为能影响全球人民生活的现实？
我认为成功有三个关键要素。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世卫组织，一个得到转型的世卫组织。
过去一年里，我一直致力于为这一转型奠定四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就是，提前12个月制定了旨在明确我们的任务和战略计划的《工作总规划》，这个总规划不只限于我的任期，还着眼于更长远的时期。这就是我所说的紧迫感。
第二个基础是转型计划，旨在使世卫组织更加高效和有效，对可能造成浪费并使我们减速和倒退的业务做法加以精简。该计划已经定制完毕并得到各位区域主任的认可，目前正在全组织范围内展开。
第三个基础是一支强大的高级领导团队，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经验和才能。令我自豪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卫组织高级领导层中，女性的人数超过了男性。我要感谢我的团队在过去几个月中所做的各种努力。你们的表现极为出色。
另外，在世卫组织的高级领导团队中64%为女性。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在卢旺达，64%的议员是女性。
当然，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确保在整个世卫组织实现性别均衡和更大的地域多样性。
我还要感谢各位区域主任的杰出合作，谢谢你们的友谊，你们的建议以及你们在我们每月举行的例会上展现的合作精神。
第四个基础是，我们编制了一份投资论证文件，阐述获得全额资助的世卫组织将能实现哪些成果。如果不能以大胆的投资来配合宏大的使命，则意义不大。
我很高兴听到卡加梅总统列出了特别需要投资的一些领域。但正如他所说，重要的不仅仅是资金的数额，质量也同样重要。
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如果指定用途的资金继续保持目前的水平，我们将无法完成我们的使命。指定资金用途不但不能打破各自为政的孤立状况，反而会加剧这种状况，助长内部资金竞争。所以指定资金用途会使我们四分五裂，不能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世卫组织。
为了实施《工作总规划》，我们敦促所有国家以高质量和灵活的资金支持世卫组织。我知道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当然，我很清楚，正如卡加梅总统阁下所再次阐明的，世卫组织必须实现资金效益。你们投入的每一美元都是宝贵的，必须尽可能使其发挥作用。
你们希望看到自己提供的资金取得结果。我也一样。
这正是我们的转型计划的意义所在。其目的是要确保我们更加关注在国家层面取得结果，因为在这一层面能发挥最大影响力。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具备成功的所有要素。世卫组织拥有出色的人员和优秀的产品，但我们尚未最大限度利用其潜力。
我上任第一年的最大特权之一就是能与全世界的世卫组织职员互动。他们拥有令人不可思议的才华、经验和责任心。我们实际是在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咨询机构，以便能真正听取我们职员的意见。
《工作总规划》中的许多想法以及转型计划都来自于职员。
其实，我去年当选后的第一次会议便是与总部的职工协会举行的，旨在听取他们的关切。同时我也听取了世界各地工作人员的关切。
这就是我们提前一年制定《工作总规划》的原因。
我还听取了我们的实习生提出的关切。实习生对世卫组织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获得的经验可成为建设国家能力的重要投资。但我必须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改善实习生的待遇。我们往往把他们当作免费劳动力，而不认为是在对青年人进行投资和培养 未来的卫生领导者。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实习生的条件，比如向他们提供健康保险和午餐券等很简单的措施，并给予其与工作人员相同的休假权利。同时我们还在考虑到2020年时向经济困难的实习生支付津贴。
不仅如此，我们还计划重新启动世卫组织的奖学金/奖研金规划，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学生能够出国学习。
以我自己的故事为例。我曾在世卫组织资助下攻读了硕士学位，而现在成为了其负责人，这在历届总干事中是头一例。这是真的，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其价值。我自己曾受益于世卫组织的奖学金，使我能够在伦敦攻读硕士学位。
我是体现这一规划价值的活例证。正因如此我要尽快恢复它，而且要扩大其范围。
我决心让世卫组织成为全球青年卫生专业人员的首选雇主。为此要确保世卫组织是一个安全的工作场所。
近几个月来，我们大家都听闻到涉及若干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的一系列不当性行为丑闻。
在此我要明确一点：世卫组织对性骚扰以及性剥削和性虐待持零容忍态度。这适用于任何地方，从总部到最小的国家办事处无一例外。
我重申：我们对此的态度是零容忍。
不过，说到工作结果，当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这便引出了我所说的成功的第二个关键要素，即：政治承诺。
我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知道，如果能获得最高级别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否则，将举步维艰。这就是为什么我优先考虑与全世界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主张在卫生领域，特别是在全民健康覆盖方面采取政治行动。
我发现，同我对话的大多数领导人几乎不需要我去说服。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健康获得空前的政治支持。
我在就任的第一周中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应邀在汉堡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发言。我清楚看到关于卫生安全和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在世界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在1月份的执行委员会届会上，我呼吁所有国家致力于全面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具体步骤。一些国家已经着手迎接挑战。
今年早些时候，我很荣幸地在内罗毕会晤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肯雅塔总统宣布，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将是他在第二任期内的四大支柱之一。在我们会晤期间，他问我世卫组织是否可伸出援手，帮助该国设计最好的卫生筹资系统。
印度宣布了新的国家医疗保险计划，称为Ayushman Bharat，这将使五亿人受益，并建立15万个医疗保健中心。
巴西已经提交一份清单，载列了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10项承诺。
日本是1961年首次实施全民健康覆盖的国家。它发挥了领导作用，去年12月在东京主办了全民健康覆盖论坛，并承诺投入29亿美元，支持全球范围内的全民健康覆盖。
我访问过的其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古巴、丹麦、阿曼、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都是些活生生的例子，表明全民健康覆盖不是空洞的梦想，在世界各国，无论处于何种收入水平，它都可能成为一种现实。
卢旺达是收入水平不一的世界各国推动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一个范例。我曾多次前往卢旺达，但在1月份访问期间，与历次访问相比，我目睹了该国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在卡加梅总统阁下的领导下，该国发生的惊人变化。他在成为非洲联盟主席之前，即在主导非洲联盟的改革，甫一出任主席，他迅即采取行动，推进非洲联盟的改革。
我访问了基加利郊外的Mayange的一处保健中心，所有孕妇都在该中心分娩，所有儿童都在那里接种疫苗，所有居民都享有社区健康保险。聚焦于初级卫生保健和社区所有权，最有可能收获成果。
当然，没有哪个卫生体系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两个国家一模一样。
每个国家都有其走向全民健康覆盖的独特路径。但无论哪个国家，关键都在于初级保健，据此提供民众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服务，而不是别人认定他们应该拥有的服务。
1978年，我们的前辈聚集在阿拉木图，对人人享有健康这一梦想作出承诺。但我们必须承认，四十年后，我们没有兑现承诺。那不是因为梦想太高远，或是承诺太难坚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作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承诺。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但今年，我们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今年10月，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我们将再度会聚，再度致力于初级保健，为健康奠定基础和未来。
这一次，我们决不能落空。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会议将是明年联合国大会全民健康覆盖问题高级别会议的重要一步。
我们还看到了在抗争疾病方面的坚定的政治承诺。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将首次在高级别会议上纳入两个健康问题：非传染性疾病和结核病。
世界各地苦于这些疾病的人们都在指望我们：他们有些人无法得到所需的治疗，有些无力负担所需的治疗，有些甚至不知道他们感染了潜在的致命病原体。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必须确保不会错失良机。
但实现“三个十亿”的目标不仅仅是世卫组织的事情，单靠政治意愿也不会让我们如愿以偿。因此，成功的第三个关键是伙伴关系。
我们现在拥有70年前甚至40年前都不曾拥有的巨大优势，也即，全球卫生中另有众多其他参与者。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其它组织与我们抱有同样的愿景，又掌握我们所没有的知识、技能、资源和网络。
有人说，由于新进的全球卫生行为者数量众多，世卫组织正受到威胁。我要说，我们现在更有可能成功。借助我们的伙伴的经验、技能、资源和网络，我们的影响力可能会远远超出当我们单独行动时。
所以对那些认为世卫组织受到威胁的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所有这些全球伙伴都带给我们机会，世卫组织应该这样来看待它们。为切实履行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使我们的伙伴关系更紧密，更强大。
我们正在以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我们已经与世界银行集团、环境规划署、开发计划署等签署了新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正在加强与儿童基金会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老朋友的关系，并与卫生计量学和评价研究所等新伙伴建立关系。
我们正在与威康信托基金合作，开展一个绘制全球研发能力图的新项目，以在疫情暴发时迅速开发新疫苗。我们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道，现在更多地侧重于初级卫生保健，以此为全民健康覆盖奠定基础。
我们正在加强与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三方合作，本着“卫生一体化”的方针，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本月底，我们三个组织将签署新的谅解备忘录。我们正在与RESULTS组织和联合国基金会合作，绘制民间社会组织的能力分布图，这些组织在宣传、服务交付和其它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
我们还与私立部门交往，私立部门将成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重要合作伙伴。卫生大会于2015年通过的《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为这种交往提供了保障，但该框架不是围栏。我们必须以一切可行的方式利用任何可能的伙伴关系来实现我们的目 标。我们必须对伙伴关系有信心——这是唯一的方法。
几周前，我收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和挪威首相索尔贝格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由世卫组织牵头，在 10 月份柏林世界卫生峰会之前制定一项为所有人实现健康生活和福祉的全球行动计划。
三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这个要求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示他们期望各伙伴之间加强合作，并期待我们领导这一进程。
世卫组织对能够接受这一挑战感到自豪，我们期待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制定计划并执行计划。显然，全球行动计划与《工作总规划》之间将存在紧密联系。因为最终它们都与人有关。
在一开始，我向你们讲述了我过去一年中在冲突地区和其它紧急情况下遇到的一些人的情况。但是，对于每个令人心碎的场景，我也看到了胜利和希望的事例。
就像Lucy Watts，即我在伦敦遇到的那位患有神经肌肉疾病的年轻女子，她从14岁开始就一直依赖轮椅，但她已经成为姑息治疗的热情倡导者，并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
或者像我在斯里兰卡遇到的年轻人Sanath Kumar，30年前，他的脊髓受到严重损伤，被告知他从此只能用拐杖走路。但得益于所接受的治疗，他现在能够参加体育运动，并在他接受康复治疗的医院担任机械师，而且，他还是一名奥运选手。
还有Aina，他是我在马达加斯加遇到的一个8岁男孩，由于卫生工作者和政府在世卫组织及其伙伴的支持下迅速采取行动，他在罹患鼠疫后得以幸存。
这些人的经历都在提醒我，目标、计划、战略、指南和会议虽很重要，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人——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所在，我们的使命是增进人类健康，维护世界安全，为弱势人群服务。
在你们让我荣幸地领导世卫组织的12个月以来，我每天都感到越来越卑微。我看到我们在世界各地才华横溢的员工的承诺和奉献精神，最高政治层面对卫生日益增长的支持，我们伙伴的合作精神，以及我每天遇到的人，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期待着 我们帮助他们实现一个简单的梦想：身体健康和福祉——自己的，他们家人的，他们社区的。
非常感谢你们对世卫组织的支持，以及你们对建立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世界的承诺。我为我们迄今取得的进展感到自豪。
但这仅仅是开始。
谢谢。